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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律师-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挑战与应对——从 振豫律师2021-03-30
在网络经济时代,如何有效地防范计算机网络犯罪,特别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已成为社会管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知识产权的非物质性的紧密结合,使原本脆弱的知识产权在网络环境中更易受到侵害,对传统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网络环境下行,犯罪成本降低,收益扩大,对权利人的损害也进一步扩大。如何应对网络时代对IP网络环境下刑事法律保护的挑战,已成为当前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回归对知识产权犯罪本质的思考。当前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制裁面临着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挑战,使我们必须从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本质。在司法实践层面上,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主要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网络环境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方式的挑战,二是网络环境对知识产权犯罪认定的危害后果难以认定。
 
在网络环境中,对掌握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权的侵犯最为明显。伴随着网络游戏市场的迅速扩张和用户的迅速增加,网络游戏外挂行业也随之兴起,有关部门多次发出通告,要求严厉打击外挂行业,但收效甚微。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外挂性质认定不统一的情况下,实务部门为了追求裁判结果的稳定性,多放弃著作权侵权犯罪,适用非法经营罪予以规制。
 
但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对传统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构成要素提出了挑战,其危害性后果的判断标准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保护对象和范围的突破也导致了对知识产权犯罪圈的重新认定。所以,应把研究视角放在知识产权犯罪构成中,或简单地从网络犯罪的角度,采用头痛医生的腿部对策研究范围,特别是知识产权犯罪保护的法益及其规范保护目的的系统性检验来进行研究。
 
通过对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研究,作者认为,立法者对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制裁制度缺乏统一的规范性构想,是对所面临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关键。立法机关和法律研究者都不能脱离目的地理性思考,而又缺乏合理目的地理性思考,这就不能保证其制度建构的积极实践效果。
 
当前对知识产权犯罪罪质的看法。知识产权是与人身权、财产权、债权并驾齐驱的一项重要私权,其内涵和外延十分复杂。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商业标识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总称。通常,知识产权法学家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私权),而知识产权的私权要求对知识产权的私权进行适当和公正的保护,避免私权保护不足和私权保护过度两个极端。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私有制不仅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点,也是建立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制裁制度的关注焦点,并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的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主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制度忽视了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知识产权犯罪是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犯罪,但从其犯罪设置、调节的行为对象及危害结果的判断标准来看,与学者们的观点相悖的结论并不少。即是说,我国立法人员实际上并未突破最后侵犯知识产权的侵权权利人所享有的财产权这一观念,实质上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来处理,过分关注权利人的财产权,忽视了其行为对市场秩序的危害。作者把上述立法中出现的怪象概括为形式与实质的错位,特别是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犯罪作为扰乱市场秩序的一般财产犯罪处理,并在确定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将其置于侵犯财产罪的视野之内。
 
知识产权犯罪制裁制度的价值取向。在理论上,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理论基础大致有两种: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二是保护竞争秩序。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知识产权刑事立法存在差异。例如,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规定,根据美国《假冒商标法》等立法规定,区分知识产权犯罪危害程度的标准是,侵权行为侵害权利人专用权的严重程度,即侵权复制品的数量和零售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在中国现行刑事立法中,有学者认为,美国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制度,应着重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秩序的侵权行为,必须纳入刑事处罚范围。
 
由于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重点是保护市场竞争秩序,那么市场竞争秩序必然会回归到个人合法利益。另外,对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超出了国民的正常愿望。
 
由知识产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护权利者的市场利益,也就是,权利者在市场上竞争,或在竞争中拥有他人不享有的竞争优势。例如,版权制度的产生以造纸、印刷等技术手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为前提,作者作品的广泛出版为前提。罗马教皇、法国国王、英国国王在15世纪早期先后颁布法令保护印刷者的印刷权,英国也批准成立专业出版公司,其他企业和个人不得擅自出版他人作品,这一阶段的版权体系实际上主要是为了保护出版者的合法权益。十八世纪初,英国颁布了“安娜女王法”,将作者作为著作权的主体,特别强调了对作者所享有的与市场利益相关的文字权利的保护。由于后期作品传播手段的不断更新,作品竞争的市场也得到了有效的拓展,各国法律对播放权的规定都体现了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保护了作者利用作品优势所享有的财产和人身权益。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的国际开放性和交互性日益增强,为防止非法侵犯权利者市场利益的行为,翻译权在各国版权制度中逐渐得到了重视。
 
在网络空间中,传统犯罪经常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异现象,这种变异具体表现为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目的、犯罪后果等方面的网络变异。已有的研究也从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在犯罪结果认定上出现异化的角度出发,认为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危害结果不应以计算非法经营所得、非法所得为标准。作者同意这一结论,但对其合理性仍有疑问:在网络环境下,行为人的收入是否与其犯罪行为所带来的收益有关,是否对行为人不利,是否对其定罪量刑不公平等问题。但是,这并非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所特有的司法问题,而是网络环境下传统犯罪普遍存在的问题,难以成为对其构成要件进行修正的有力依据。按照学者们的逻辑,在网络环境中,所有以非法收益作为危害结果判断标准的传统犯罪都必须单独设置危害结果判断标准吗?很明显,答案是不。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应调整论证起点,从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取向、维护权利人市场竞争优势、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秩序的认识等方面,得出规范与立法违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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